《竢实扬华•唐山时代》纪录片（第三集）：播迁 解说词文案

第三集《播迁》解说词

这堵墙位于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中轴线上，它直观地记录了这所大学风雨兼程的播迁史：历120年，跨三个世纪，18次更名，迁徙行程逾万公里，可谓筚路蓝缕，弦歌不辍。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后，唐山路矿学堂归交通部直辖，更名为“唐山铁路学校”，一年零两个月后又更名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1920年12月，北洋政府根据交通部总长叶恭绰提案，将交通部所属之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和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合并改组为交通大学，叶恭绰次年正式出任校长。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交通大学”名称，下辖唐山、上海和北京三所学校。罗忠忱被聘为唐山学校主任，茅以升为副主任兼交通大学土木科总教授。

1922年秋，因北洋政府派系纠纷，交通大学存在年余即告解体，唐山学校更名为交通部唐山大学。 

从这18次更名的年份可以看出，西南交通大学的命运起伏与国家的兴衰迭宕紧密相连。

1937年，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这所学校与中华民族命运一样，面对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

 “七七事变”仅10天，校园便被占领，成为臭名昭著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步兵第一联队本部驻扎地。

当时，校长孙鸿哲病重住院，师生们便自发组织分头南下，在上海、南昌设立办事处，择地复校。

11月中旬，上海失守，南昌复校搁浅。

在浙赣兼湘桂铁路工程局局长杜镇远和湘黔铁路工程局局长侯家源等多位校友大力支持下，经过五个多月的逃难、流浪、奔波之后，于12月25日在湘潭自行复校开课。

1938年1月，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来电，聘罗忠忱为院长。但由于罗教授滞留唐山，遂申请茅以升校友代理院务。2月11日，茅代院长到职视事，受到师生热烈欢迎，院坪遍贴标语：“欢迎茅博士来复兴唐大”。命运多舛的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总算暂时安定下来，弦歌再续。

黄寿恒在《复校经过纪事》一文中这样描写：“其时师生环围竹桌，言笑会餐，学生更匍匐地铺，勤勉制图，课程进行一如平日。坚忍耐苦之合作精神，至今记忆犹觉可贵。”

3月下旬，教育部指令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行并入唐山工程学院，人员激增，湘潭校址不敷应用。不得已于5月23日迁往湘乡杨家滩。

此时，罗忠忱教授由唐山辗转来到杨家滩，他钟情教学，不肯就任院长之职，经黎校长同意，改聘茅以升为院长。

11月，日寇进犯，长沙大火，再次仓促西迁，但何去何从，茫然无着。只能边走边看。

本就为数不多的图书、仪器、档案及师生的书籍、行李、衣物等，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下化为灰烬。

来不及看一眼美丽的漓江，就随着逃难的民众离开了桂林。徒步行进在崎岖山路上，睡在路边草棚中，凄苦艰辛难以言表。幸好沿途校友众多，只要一句“我们是唐院的”，便能得到最热忱的帮助。

危难关头，茅院长鼓励大家说：“我们学校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唐院一定会振兴的，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不会亡，唐山不会亡，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

可哪里才是我们读书的地方？

茅院长经过亲自考察，决定迁往贵州平越。1939年1月13日，师生分批离开柳州，或步行，或乘车，至28日，第一批师生到达平越。

平越，位于贵州省中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从1938年11月17日离开杨家滩，至今已有七十多天，行程两千余里，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他们不知道，未来的六年多时光就将在这万千大山中度过。

王德懿，重庆人，先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和中央政治大学。当她闻听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复校的消息时，毅然南下，徒步来到平越。

1939年5月，茅院长把重庆大轰炸的消息带到平越，师生们义愤填膺，用一场剧烈的运动会来表达不屈的精神。这是王德懿获得的奖牌。

师生们远居深山，却未忘记国难。办壁报，搞聚会，组织话剧社、歌咏队，走上街头坝场，深入苗寨山村。因为有了这些年轻的面孔，这座偏远古老山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除了直接服务于盟军部队，还有更多的唐校学子运用专业所学，在修筑铁路、公路和桥梁等方面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浑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茅以升建桥、炸桥、修复钱塘江大桥，是为抗战历史上悲壮的一笔。

“开边须筑路，报国仗书生。”“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1922年毕业的赵祖康，主持修建的西兰、西汉、乐西、汉渝等公路，在抗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滇缅公路，更是战略性交通大动脉。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赵祖康颁发自由勋章。获得此勋章的中国人只有两位，另一位也是唐院学子，时任滇缅公路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兼代总指挥李温平。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与滇缅公路建设的唐院学子计有……

把个人命运自觉与祖国紧密相联，这是唐院学子的优良传统。早在1935年11月，日寇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了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在日伪势力的重重包围中，院长孙鸿哲发问：“我们不在前线挺着，谁应去挺？”那时的冀东大地，唯有唐院还能看到迎风招展的国旗。

1942年1月，教育部将学校改组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4月，茅院长离职。1943年8月，教育部聘请罗忠忱第二次出任校长。

平静而紧张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44年11月，日寇进犯到百余公里外的独山，学校再次迁徙。这一次，又得益于校友鼎助。冶金系主任王钧豪博士从北洋大学到校不久，他动情地说：“我真佩服你们交大，羡慕你们有这样好的校友，能在危难的时候协助你们迁校到四川，到安全的后方继续求学。我是北洋毕业的，北洋大学就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复校迁校。”

1945年2月15日，在重庆壁山丁家坳复校。待一切安排妥当，罗忠忱提出辞去院长职务，5月25日教育部照准，改聘顾宜孙教授继任。

半年以后，日寇投降消息传到了这个偏远的小镇。

1946年3月8日，教育部指令学校迁回唐山原址，交通大学沪、唐、平三院各自独立，6月初学校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

6月20日，复员大队120余人，公物30箱，行李400件，在总领队林炳贤教授带领下分乘三部客车，三部卡车踏上了回家的路。

道路狭窄，又值雨季，泥泞不堪，历经千难万险到达西安时，已经在路上跋涉了29天。

到达宝鸡后情况大为改观，因为处处有校友相助。安排食宿、搬运行李、甚至加挂车箱，成为师生的免费专列。

8月6日到达上海，买不到船票，只好搭乘开平矿务局的运煤船。8月18日师生登船，向着日思夜想的北方驶去。

海上漂泊五天，船到秦皇岛，师生归心似箭，顾不上休息便踏上了最后一段征程。

1946年8月23日下午5时许，复员大队终于跨过唐山火车站的天桥，回到了阔别九年，魂牵梦绕的唐山校园。

这是多么顽强的生命啊，历九年颠沛流离弦歌不辍，尝九载雨雪风霜浴火重生！

多难兴邦，砥砺成才。平越六年，存亡绝续，备极劳瘁，但却是有史以来办学规模最大，人才成就比例最高的六年。

自1940年至1946年，一共培养出九位院士，仅43届矿冶专业一个班即涌现了邱竹贤、徐采栋、肖纪美三位院士。

什么是自强不息？什么叫竢实扬华？望着这些自信而智慧的面孔，我们已经在触摸这所大学的精神。